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国》(下)将于4月15日在上海发售。经与易教授联系,我们于此先行刊发作者为该书撰写的“后记”之部分章节,以飨读者。———编者 以言治罪 在许多人看来,曹操和诸葛亮,不但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当然不无道理。不要说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有天壤之别,即便他们的“历史形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原本就存在于历史中的差异,才使他们在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变成了“针尖对麦芒”的“汉贼不两立”。但是,如果我们彻底抛弃王朝正统的无谓争端,暂时搁置个人品质的道德评价,仅仅着眼于阶级立场和政治路线,那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 相对而言,诸葛亮对名士比较同情。刘备杀张裕的时候,诸葛亮就曾出面相救,只不过没能救下来。他接管蜀汉政权以后,对蜀中名士如杜微、谯周等人也都礼遇有加。这并不奇怪,因为诸葛亮也是士人,而且和法正、张昭、鲁肃他们一样,也是流亡北士。但诸葛亮并不单单是士人,他还是蜀汉丞相。这个身份和角色当然更重要。因此,当名士们的行为或言论危害到蜀汉政权时,诸葛亮也不会客气,甚至也会像曹操那样“以言治罪”。 彭羕之死与孔融、祢衡颇有相似之处。他的罪名,大约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因为他对马超说了“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的话。但彭羕辩解,说他这话是要马超在外建立武功,自己在内辅佐刘备,共同讨伐曹操,并没有谋反的意思。这事依我看多半是一笔糊涂账。 诸葛亮讨厌彭,和曹操讨厌祢衡、孔融是同样的原因,这几个都属于最让人讨厌的一类名士,即所谓“浮华交会之徒”。此类名士的特点,是名气大脾气也大,学问大派头也大,好发议论,口出狂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据《后汉书·孔融传》,曹操杀孔融之前,曾写信给他,说我曹某身为人臣,虽然“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但“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整治那些“浮华交会之徒”,还是绰绰有余的。诸葛亮的想法,当与此相同。他废来敏的时候,就有“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的话。可见来敏就是蜀国的孔融,彭羕则是蜀国的祢衡。这样的人,无论在曹魏还是在蜀汉,都不受欢迎。 曹操杀孔融,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倒不完全出于他们的个人好恶,更重要的还是政治需要。这种需要,也不单单只是巩固政权,还与他们的政治路线有关。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其实诸葛亮也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与袁绍相反,与曹操相似,他坚持汉初的“察举制”,就是不让士族垄断仕途;他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就是不让士族控制舆论。至于豪强,诸葛亮的政策是两个字:抑制。 虚君实相,依法治国 诸葛亮和曹操一样,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由此可见,诸葛亮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或者“反对曹操的曹操路线”。而且,诸葛亮走得还更远。曹操这个人,是有理想无蓝图。曹操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然后纠错,然后再错。他的“法家寒族路线”,其实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诸葛亮则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蓝图。我们看诸葛亮的治蜀,是那样的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见心中有数。也就是说,他有着明确的建国方略和执政理念,要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这个新的制度,从诸葛亮的实践看,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虚君实相,依法治国。后者是曹操也做的,但诸葛亮做得更好。曹操的法治仍不免人治色彩,诸葛亮就更纯粹,也更公平。曹操的政府仍不免贪腐,诸葛亮那边就廉洁得多。 从实际情况看,曹操为相与诸葛亮为相并没有什么两样,即都是丞相大权独揽,皇帝形同虚设。汉献帝固然是傀儡,刘阿斗又何尝有权?至于诸葛亮本人,就连职务也和曹操一模一样,即都是开府的丞相。但是,曹操后来还封了魏公,建了魏国,称了魏王,曹丕还夺了帝位。所有这些事,诸葛亮都没有做。这就大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谁都会认为,曹操的“虚君实相”,其实是为了自己“篡位夺权”,诸葛亮就不是。因为他既没有封什么公,建什么国,称什么王,去世以后也没有把相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诸葛亮的“虚君实相”,可以肯定是出以公心。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不少人想不通了。你既然是忠君爱国的,你既然没有篡逆之心,那又为什么要把皇帝架空呢?于是一些维护诸葛亮名誉的人,便只好一口咬定刘禅弱智;而另一些清楚刘禅并非无能的学者,便不免怀疑诸葛亮权欲太重,擅权心切。其实这两种说法恐怕都可以商量。我倒是愿以最大的善意猜测,诸葛亮的“虚君实相”,乃是一种制度性的改革,即皇帝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象征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丞相做实际上的政府首脑,负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西汉初年就有这么一点意思。若如此,则无疑是当时最好的制度。诸葛亮的蜀国,也堪称当时的“政治特区”。可惜这事只有实践,没有理论,更没有形成法律,即没有真正成为制度。再加上诸葛亮壮志未酬身先死,也就不了了之,实在让人痛惜。 不过诸葛亮的不幸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的想法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国家又最先灭亡。其实诸葛亮一去世,他的实验就不再继续;蜀国一亡,他的理想就彻底破灭。甚至就连崇拜、缅怀他的人,也是只念念不忘他的“兴复汉室”,耿耿于怀他的“出师未捷”,真正有意义的“依法治国”和“虚君实相”则少有人提起,这岂非不幸?有人说,伟大的人物都是孤独的。我相信诸葛亮也如此。 其实曹操又何尝不是这样。曹操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认为就在于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个新秩序从阶级关系讲,是庶族的;从意识形态讲,是法家的。因此,它和曹操这个人一样,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历史证明,最适合帝国的统治阶级,就是庶族地主;最适合帝国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但这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369年试错之后才能实现,以司马家族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现在我们知道,士族地主阶级为什么那么不待见曹操了。因为曹操挡了他们的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因此,士族地主阶级肯定要将自己满腔的愤怒,都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再加上他自己多有不义,曹操便不可避免地从英雄变成奸雄。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恐怕也会两样。可惜曹操太迷恋那最高权力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自己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了。 就在曹操走向地狱的时候,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言人。这和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然而在我看来,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的两面。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那么,作为“前浪”的曹操,也就只好“死在沙滩上”。 这可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的希望,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但,历史的长河果真能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