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也是被刘邦杀掉的，尽管直接下手的是吕后，也尽管刘邦为此忍了很久。 　　韩信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差不多一半是刘邦，一半是项羽。与刘邦一样，他也是一个能忍的人。南昌亭长嫌弃他、戏弄他，他忍了。拍絮漂母可怜他、数落他，他忍了。后来，淮阴县城的市井无赖故意羞辱他，他也忍了，而且当真从流氓无赖的胯下爬了过去，引得满街的嘲讽耻笑。说实在的，能忍如此之辱，并不容易。有哪个血 性男儿能受此侮辱呢？就连韩信自己，也是几近忍无可忍。司马迁说他听了那无赖的话以后“熟视之”(盯着他看了很久)，其间大约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吧!但最终，他还是忍了。毕竟，忍，不等于怕。 　　韩信能忍，因为他也“其志不小”。以当时之情势，韩信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拔剑杀了那小子，要么从那小子胯下爬过去。但杀了他，他自己也要抵罪，志向抱负什么的也就统统谈不上了。因此，他决定忍。这一点像刘邦。你想，刘邦同意封韩信为齐王，等于接受城下之盟，不多少也有点接受胯下之辱的意思吗？正因为他们都能忍，所以，刘邦这个当初一无所有的人，才成了皇皇炎汉的开国帝王，韩信这个当初人见人嫌(人多厌之者)的人才成了秦汉时期的一代名将。 　　然而，韩信虽无匹夫之勇，却有妇人之仁。 　　在楚汉相争的最后关头，韩信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用项羽的说客武涉的话说，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用齐国辩士蒯通的话说，是“当今二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总之，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因此，武涉和蒯通的意见是一致的，即韩信应该取中立态度，谁也不帮，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个建议如果当时被采纳，则《三国演义》的故事，只怕就等不到曹操、刘备、孙权他们来演了。 　　可是，孙权的这个老乡却没有孙权的魄力。他犹豫过来犹豫过去，最后还是下不了背叛刘邦的决心。因为他觉得刘邦于己有恩，终不忍背叛。他对项羽的说客说，当初我事奉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这才背楚归汉。汉王授我大将军印，给我数十万兵，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省下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言听计从，这才有了我韩信的今天。一个人，这样亲爱信任我，我背叛他，不吉祥啊! 　　当然，韩信也还有几分侥幸，总以为自己有功于汉，终不至于真的兔死狗烹。总而言之，说到底，还是“不忍”。不忍，就正是妇人之仁。于是，有着妇人之仁的韩信，最后还是被那个不仁的妇人吕后给收拾了。 　　刘邦收拾韩信，是一步一步来的。也可以说，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就在韩信发兵帮刘邦打败项羽没多久，刘邦就突然袭击夺走了韩信的兵权(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然后借口“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把他打发到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当楚王。这种事刘邦以前就干过一回。他曾在某个清晨佯称汉使，飞骑驰入军营，趁韩信和赵王张耳还没起床，就在他们的卧室内夺走印符，调兵遣将，弄得韩信和张耳大惊失色。这一次又故伎重演，趁着平定鲁国的机会，突然“还至定陶，驰入齐王（韩信）壁（军营），夺其军”。有过经验教训的韩信，应该想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在两次被突然袭击后，韩信也应该有所警觉。可惜他没有。 　　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也就是说，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君臣关系，诚如韩非子所言，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椅，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和稍有能力的君主都断然不能接受的。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便正是这样。所以，刘邦非干掉韩信不可。 　　在变相软禁韩信的那些日子里，刘邦经常找韩信聊天，十分优游从容地和韩信议论诸将的才能，各有不同。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超不过十万。又问：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笑了，好好好，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善于驾御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就该反思一下了。 　　所谓“天授”，是指“天子”(君权神授)还是“天才”(天纵聪明)，可以先不管，“将将”一说，则值得琢磨。刘邦确实善于将将，也确有领袖的天分。但将将之法，其实不难，无非知人善用再加恩威并重而已，也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所以，既要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要懂得“杀一儆百”。反正，赏也好，罚也好，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小气，也不能手软。因此，在将将的过程中，杀鸡给猴看，总是免不了的。韩信就是一只会打鸣的红毛大公鸡。杀与不杀，就看猴子跳不跳，也看公鸡乖不乖。 　　可惜韩信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似乎丝毫也没有想到，刘邦对他，正处于杀与不杀的两可两难之间。不杀，留着终是个危险；杀，一时半会还下不了手。如果这时韩信收敛一下自己，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干脆告老还乡，也许还能全身而退。然而韩信一点都不知检点。他常常称病不朝，住在家里也没精打采，日夜怨望，“羞与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等列(排在同一位次)”。 　　所有这些言行，都表现出韩信对刘邦的处置是不服、不满、有怨、有恨的。这在韩信自己，是因为受了委屈，但在刘邦眼里，则是“不臣之心”。 　　这是不能允许的。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既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倘有，便是“不臣”，就要翦除。何况韩信这只笼中之鼠，还当真起了打猫的心思。公元前196年，陈在边地反汉，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吕后接到密告，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已死，列侯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说起来萧何也是韩信的恩人。当年如果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又向刘邦极力推荐，韩信也就当不上大将军。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萧何是要设计捉拿他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结果，韩信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而后又被吕氏处死在长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