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3年以来，中共在城市里的工作已经完全塌台了。1933年秋至1934年秋，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捕，绝大部分自首变节，相继引发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接踵而来。

1934年3月，江苏省委组织部被破获；

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及新建起来的江苏省委组织部等机关被破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十七人被捕；

7月间，中共领导的海员工会海外委员会被破获；

8月间，中华总工会及上海工会领导机关被破获，将近十人被捕；

9月间，中共中央特科几度被破获，多名重要成员被捕；当月中央组织部再遭破获，机构全毁；

10月初，上海临时中央局被破获，代理书记盛忠亮等十余名重要电讯及联络人员被捕，多部电台被起获，上万美金及大量现金和外币被抄，江西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央局及与莫斯科的联系全面中断；

10月底，中共共青团中央被破获，全部领导人被捕；

11月初，中共共青团江苏省委被破获，几乎全部领导人被捕；11月底，刚刚重建起来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被破获，徐宝铎等被捕，整个组织系统再度全面瘫痪；

1935年1月，新组建的江苏省委再遭破获，工作瘫痪；

2月中旬，新组建的上海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再遭破获，中共上海中央局代书记黄文杰等三十多名重要干部被捕……

毫无疑问，上海中共中央各机关被破获，直接导致了中共在各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也相继成批地遭到破获。进入1935年春天之后，中共在城市的所有工作几乎都已瘫痪，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唯一继续保持着一定活力和组织系统的，只有中共华北特科和平津的部分党组织了。

除白区组织基本上被破坏以外，中共在各地创立的苏区这时也几乎损失殆尽了。和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共组织多半毁于国民党特务警察之手不同，中共苏区和红军在相当程度上是毁在自己人的手里的。除了苏维埃革命排斥一切中间力量的极端阶级政策以外，导致中共苏区和红军接连遭受到严重损失的，不能不提到在各个根据地里发生的所谓“肃反”斗争。

早期最严重的一次“肃反”斗争就发生在1930年的江西中央苏区，这是苏联发动的反富农斗争在中共苏区所引起的一次特殊的反应。当时，各苏区中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隔阂较深，常常会引发冲突和斗争。党的集权体制和阶级斗争观念明显成为外来干部斗争本地干部的重要武器。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就是由外来干部组成，而赣西南省行委则主要由本地干部组成，双方本来就存在隔阂，而本地干部有相当一部分又出身较富裕家庭，1930年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开展反富农斗争的指示，正好为外来干部怀疑本地干部阶级队伍不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他们因此认定“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很快发动起“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地主富农”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因有人“发现”有所谓反共秘密组织AB团分子做中共基层支部书记的情况，马上就引起了相关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反AB团斗争迅即展开。

6月25日，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西路行委发布宣传大纲，要求各地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凡干部中“表现不好”，或“出身不好”，或其亲友中有“行动不对者”，都要交“苏维埃拿办”。而破获所谓AB团的办法，则是靠刑讯逼供。据赣西南特委发布的通告明确宣称：“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只要发现同志间有可疑行动，即应“严刑追问”。凡首领、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及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或能力较强者，均应“杀无赦”。到当年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中共党员中，就开除所谓地主富农分子一千余人，并杀了一千多所谓AB团分子。

1930年10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江西省委召开联席会议，注意到赣西南特委上报的所谓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清查出AB团分子占到全部人员1/4的情况，当即通过决议，要求改造苏区所有党政军组织，“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随后，11月间，因发现红军内有人散布对总前委不满的流言，总前委马上宣布整军，同时成立了各级肃反委员会，在军队中清查AB团分子。仅红四军一个军七千多人，一个月左右时间就在严刑逼供下清查出来一千三四百个所谓AB团分子，占该军总人数的1/5。在整个红一方面军，则打出来四千多名AB团分子。

……

闽西苏区1931年仅因无知的青年军人喊错了口号，就立即全面展开了追查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的肃反斗争。闽西苏维埃政府中半数的执行委员因此被杀，共青团三十多个区委几乎全部瓦解，闽西红十二军因此大量减员，一些地方接连发生武力反抗事件，全苏区党员人数由八千人锐减了三千余人。全苏区被扣上“社会民主党”分子而遭杀害者达到6352人。

鄂豫皖苏区也在1931年由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主导展开肃反运动，方法也是通过张个人指挥的政治保卫局，用严刑拷打来逼出口供，根据酷刑下咬出来的证据，捕杀了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红十二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十二师副师长肖方、红十二师参谋长魏孟贤、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十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三十三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以及团营级干部一大批人。随后，全苏区展开整肃，仅据当年11月公布的统计结果，就消灭了所谓“改组派”一千人，富农及不好的分子一千五六百人。据徐向前回忆，在三个月左右的肃反斗争中，“就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苏区中六安、霍丘、英山等县委，几乎全体干部都被杀害了。红安独立师一个晚上就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也被杀害二百余人，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一百余人全部杀光。甚至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退入四川之后，这种肃反仍在继续。不仅继续杀害大批军政干部，而且杀害四川省委和原川东游击队的干部，就连二百多名前来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最后也被杀得只剩下五六人了。

湘鄂西苏区从1932年开始，为清查所谓的“改组派”分子，在苏区中央局书记夏曦一个人主导下就连续进行了四次肃反，数以千计的人，从苏区及红军创建人，到省委委员、特委书记、中央分局巡视员，以及红三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等，均被杀害。各个根据地总共肃出三万多所谓的“改组派”分子，其中两万多人惨遭杀害。原来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最后只剩下了三四千人。整个苏区和红军党的组织，最后只剩下了四五名所谓信得过的党员。

湘赣苏区肃反运动中，红七军因为是广西旧军队起义过来的，其领导人无端被怀疑为“改组派”，以至团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被杀，毅然投身革命的总指挥李明瑞也因此死于非命。粤东北苏区的红四十九团1932年只因误听敌特谣言，就在不过两三千人的队伍中杀害了千余人，几乎把整个部队搞垮了。

由上不难了解，1934年前后中共苏维埃革命所遭受的种种惨重失败，即毛泽东所说的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它既来自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悬殊，更来自于中共自身政策的过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