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故事要讲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最近这五六年的时间，如果关心中国宏观经济的话，我们从经济跟金融这两个角度来看，你能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经济下行，利率上升，去年很明显，大家都说钱荒，做房地产的说到哪里找钱，很多人都在帮基金、民间融资银行打工，从全球经济上来讲，经济下行过程中利率不断下行，经济上去可以承担更高的资金成本，利率可以上升。经济已经在下的时候反而利率在上升，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我们每一年新增的货币供应量从银行信贷角度也好，从整个社会融资角度也好，都要远远高于GDP的增长，也要高于GDP+CPI一起的所需要的所对应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换言之我们要用更多的投入才能够换得这样一个产出。这说明我们经济一定有某种方面存在问题，我们经济内心的效益是不行的，你要不断地往里装投更多的钱才能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我给大家举几个数字，在2007年时，每新增一块钱的经济产出，GDP增长一块钱，在投资上来讲需要投一块钱，今天我们要新增一块钱的GDP的增长，我们需要投三块钱，有三块钱的融资的总成本。拿去年来讲我们GDP从前年的40多万亿到53万亿，增长了八九万亿，我们整个社会融资的融资是17万亿多，你增长了7万亿左右的GDP需要总共的融资容量17、18万亿了，这个增长的速度，社会融资总量占整个GDP比重相比增长越来越快。所以从2009年到2013年这几年的时间，整个中国的债务，整个中国经济各个部门总的负债跟经济总的产出的比上升了71%，目前我们非金融部门总的负债相对于GDP的产出超过200%，日本是负债率最高的，日本250%，中国如果按照今天的速度大概在2016年到2017年的时候中国可以赶上日本，成为负债最高的经济体。我们负债在居民这块不高，杠杆力不高，但是在企业这端非常高。
全球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和金融有一个规律叫做530规律，一个经济体在头一个五年里，杠杆率上升30%相当于GDP，后一个五年它的经济就会过得很辛苦。所以我们在今天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规律在起作用，我们在前面的五年的时间里面，特别是我们从2008年以后第一次加杠杆，不断地把负债率提高以后，今天我们觉得整个的经济非常辛苦，现在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整个的非金融的企业负债规模已经占到GDP的201%，我们设定每年还银行的利息7%，我们每年经济产出的14%都要用来付息。这是中国经济今天很大的问题，我们利率为什么高，因为我们每天要还的债太多，企业要考虑还债，资金还是非常紧张。
这就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债要负得那么多，还债的压力要那么高，肯定是说明我们的效率比较低，或者说明我们的产品的利用率比较低，我们整个税后的投资回报率从全社会来看是不断下降的，能勉强把资金的成本还上去，让企业能够可持续就已经不错了。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经济的最最核心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于，我们有很大量的资金都投到了不能够创造很高效益，不能够创造很高效率的低效的部门里面去。比如说我们地方政府的很多投融资平台，这个责任不完全是归地方政府，比如说我们的民意，我们都希望公路不收费，各种各样的站都弄掉，你想想看这个基础设施投进去以后没有回收的方法只能是债务越来越高，工程已经开发了不可能停下来，浪费更大，所以你得不断地去投。所以我们大量资金不断投入到基础设施和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里了。
第二个我们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在招商引资，所以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优惠条件，这样的话就使得很多的企业靠它的实际的经营能力，没有办法在市场上竞争，没有办法在市场上存活，但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补贴，有这么多的优惠政策，他算算帐可以活下来，单个一个开发区、保税区各种各样的区，企业在这里投资他觉得核算，可是三年五年以后，全国各类同类型的产品起来以后，就发生总量过剩。经济过剩成为今天中国很大的问题。有很多的钱又投入到这样一个僵尸型企业或者类僵尸型企业，整个社会需要很多的资金，社会的供应量也很大，但是因为投入的地方没有产出，投进去的地方赶快还债，赶快发工资就不错了，没有办法去创新、研发，最后导致钱在企业里面都是死钱，因为弄进去一点就还债了。
这个很像日本当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的情况，它的债务是真实的，每一年都向他要还本付息，他产出的能力和效益是不行的。如果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今天之所以出现经济下行和利率上行是因为有太多的资金投入到低效的平台，僵尸企业等等，我们未来如何改变这样的情况。非常显然，我们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环境，让我们的资源配置在这些能够有更好的产出效益的部门里面去。这些部门包括我们应该更多地让资源从很多的农村配到城市，有一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到城市，给更好的待遇，城市的产出比农村产出要高，我们未来的动力就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
未来动力我们现在讲到的整个非公有制经济，或者民营企业如何降低它的门槛，因为它有更好的效率，让它进入过去不准备进入的领域里面去，国企改革降低门槛，让非公有制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因为他们可以让资金，如果得到了同等的资金条件会可以更好地产出效率。这已经看得很明白了，所以李克强总理这一任政府不断简政放权，不断压缩政府的审批，本质上是要提升中国企业自身的动力和活力。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能够理解清楚的话，中国未来五年、十年，中国有没有很大的希望，归根结底意义上，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靠政府去扩张它的需求，靠信贷、靠社会融资更多地去膨胀，走一条卡恩斯或者类卡恩斯，不断投资的需求拉动GDP的增长，这个投资驱动拉动GDP增长以后不产生效益，不能再走这条路了。要从需求端回到供给端，提供商品跟服务的生产部门，让他能够包袱更轻一点，创造出来的东西更有价值一点，能够有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激发出这个消费者潜在的需求。从需求膨胀走回到供应革命，让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生产出好的东西来，让他们创造出适当的价值来，这样整个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超发货币的压力就降下来了。同时如果有更多的资源从低效的部门慢慢配到高效的部门里面去以后，整个经济的运行就不再是一种外延式的扩张，而是内伸的动力和价值，这样就不需要那么高的资金供给了。整个利率上升的压力也就变小了，企业的资金成本的压力也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