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抓手可能是工业互联网

 81岁中国工程院院士郭重庆

第三部分我要讲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抓手可能是工业互联网。

现在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找不到这个感觉了。是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产业升级的话，我就觉得抓手很可能是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创造条件，就是工业互联网。

网络时代在消费领域互联网已经风起云涌，天翻地覆，消费者为王，在线分享，体验狂欢。在互联网上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虚拟图书馆，学校、商店、媒体、影院和社区，但是人类尚处于消费互联网的适应期，一个更大的发展还在后面，不知道哪儿是头，现在看不清哪儿是头。相比之下，工业领域依然死气沉沉，是制造者本身处于一个封闭的网络环境。

工业互联网是在低成本小型化传感技术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广泛在的制造信息与互联网及物联网技术交汇将促使生产制造过程智能化、互联化，将人和机器，机器与机器联合起来，将为制造者和客户带来前所未有的数据、信息和解决方案。

我觉得这一段的表述，就是工业互联网的表述。是取决着我们对传感器，小型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基础，有可能造成一个人和人，物和物，物和人之间的一种新的联系。

那么通用电气的CEO，伊梅尔特和美国IT业的精神领袖《连线》主编安德森似乎已经预感觉到了什么，伊梅尔特说：这可能是下一个生产力革命的焦点，工业互联网放大了云的作用，将带有内置传感器和软件的机器和互联网连接起来，生产者和客户能从中提取数据，并进行分析，找出背后的意义。这是他们俩的预感。

德国人将其称为工业4.0。习近平到德国去以后，看到4.0，就提4.0，所以这个4.0比工业互联网提法要热。物理世界与虚拟网络融合将导致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工业4.0，我自己认为，太过技术的描绘，更像一个升级版的带通讯功能的自动化工厂，或升级版的CIMS，而自动化工厂和CIMS事实上并为未取得人们的共识。中国的制造业愿景到底是什么？是工业4.0，这个自动化的工厂还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互联网的特征，我自己认为，互联网的特征应该是开放，公正，参与。

过去我们说外包，现在是众包，或者众筹，共创，普惠，脱媒，平台型整合，甚至加一个平等。这个就是互联网的一种特征，互联网是技术，经济、社会相互促进的结果，工业4.0更多的是带有德国政府，或者企业界，不是一个且技术界的愿景，我觉得真正的互联网发展的过程，是市场化的产物，是一种自发秩序，不是人设计的结果。

但至今中国工业界尚未充分利用这一信息化的资源，仍处于启蒙状态。

中国的消费者互联网企业基本上是复制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背靠中国的巨大市场和网络规模而获得成功，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完全可以跨越美国而抢先一步。因为我们有偌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今天我们制造业的绝对值，已经大大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的大国。

今天讲，互联网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依靠社会力量创造了绝好的平台和机遇，我再加一个，社会公众的参与，就是依靠社会力量，来提升制造业的这个层级，这个时间和空间也恰到好处，过去没有这个机遇。

今天来讲，工业互联网能够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能级，是时间和空间恰到好处，小米手机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当下我们缺乏像马云，马化腾，李彦宏这样的年轻的创业创新型号领袖型人物，我们再次呼吁谁来承接中国工业互联网的历史的担当。

我们中国也有可能承担这么一个历史机遇，谁也没想到15年前的马云今天也有可能会承担中国互联网的历史担当。技术创新关键成败关键在于商业化、靠价值驱动，中国制造业的涅磐新生呼唤新一代企业家的参与。最后云计算替代了网格计算，就是智能化的导向。

考虑到科技资源的配置已经全球化，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其内生的科技资源，且同时取决于其整合社会化和国际化资源的能力，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很难在一个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上都占优势，逼得它只得守住增值最大的一块，能够孤立地开发产品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这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一个常态。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对新技术的整合和应用，不论其通过国内、还是来自国外，且未必都要成为创新的源头。特别是这个创新，有一定的文化的背景，中国还缺乏创新文化的背景，知识及技术外延性范畴扩大，而企业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使创新的外部优越性得以显现，从内生、封闭的自主创新到联盟式、合作式的协同创新，再到无边界、平台型的开放式创新是一个技术发展的规律。因此开放型的创新将是一个主要选择。

整合者得天下，单打独斗式的创新不符合科技发展的潮流。当今国家间、企业间应保持一种竞合关系（CHARLES M.VEST MIT原校长，美国工程院原校长说），有意思的是他用中国古代阴阳对立统一的太极图来表述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观点。太极图这种观念是符合潮流的，竞争合作是相互共生的。

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唯有创新才有国际合作的基础，有国际合作才能提升自主创新的水平，应该警惕民族主义的泛化。“从15世纪开始，中国选择了内向，实施海禁，离开世界，衰落从此开始，过去的20年，中国选择了开放，中国改变了自己，同时也改变了世界”这是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说的话。

有人担心美国的制造业能不能回到美国去，美国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及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都对此做了乐观的预测，甚至有两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把美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产业转型和国际分工。这里面我们说，萨缪尔森说美国“无就业复苏”的受害者及占领华尔街的急先锋们都是国际分工的受害者。赫伯特·斯宾塞说，过去20年美国的贸易部门没有创造任何新增岗位，产业外迁摧垮了美国经济，其实他们在和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掐架，经济学家有时是很偏执的。我们管理学家稍微好一点。

 美国部分制造业回流是有可能的，原因是：

1、美国廉价的能源，页岩气的成功开发。

2、弱势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必然下场。作为国际货币，不看大周期它肯定是弱势的。

3、制造业薪酬的低迷。

但制造业价值链的解构、产业转移，这是由不得人的经济发展规律，历史上任何一次产业转移都没有回流过，如19世纪从英国到美国产业转移也没有回流过，凭什么这次就能回流。

回顾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制造业的霸主地位受到日本的挑战，当时钢铁、汽车、家电、存储芯片、江河日下，当时我记得美国人耿耿于怀，发誓要“夺回失去的优势”，这种思潮是以麻省理工为首，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美国制造》，结论是：“一个国家只有生产好，生活才能好。”

20年以后，美国工程院长VEST发问：这个结论还成立吗？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他也没有正面回答，但答案会非常另类：没有生产，日子过得不也很好？

20年过去了，美国夺回了失去的优势吗？没有。

美国当时另一种思潮的代表就是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大挑战”课题组，提出“面对外国竞争”的对策。

技术只要不是独占的，成本竞争就是永恒的，产业转移的目的地一定是劳动力成本的洼地。

美国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旧秩序已经被改变，每年工科毕业生只占4.5%，每年不足7万人，入学只有10万人，美国学生不愿意去。中国大约是120万人，奥巴马希望乔布斯把生产线搬回来，乔布斯回应：“回不来了”，除非您能满足3万个合格的工程师。今年在美国找3万个合格的工程师是很难的。1970年密歇根州三大汽车商从事汽车业人数超过43万人，现在不到10万人，历史能倒流吗？

这里我引用了一个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一张表，这张表蛮有意思的，它就是说，把各个国家的制造业小时成本及制造业占GDP的百分比弄出来。

这个表蛮有意思的，他这个最左边是中国，“中国制造”小时成本大概3块美金，制造业的比率大概占GDP的30%以上，32.33%，美国是这个圈子里面，他是小时成本是33块美金，是我们的11倍，他占GDP的比重的11%到12%。

所以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说，中国人工成本只占苹果手机499美元售价中的8美元，只占1.6%，“中国制造”小时费用为3美元/时，即发生了8/3=2.7工时，美国制造业小时费为33美元/时，如果苹果手机组装工序搬回美国，将发生2.7×33=88美元，占销售价的17.6%，苹果能搬回美国吗？

别人老是跟我争，美国是制造业大国，实际上不是搞制造业的。那个苹果5、苹果6，这么小的体积上，机器人怎么下手？郭台铭为了苹果6的生产，新增了10万人的工人去组装这个生产线。因此，这个有一些工序不可能是由机器人去代替这个工序，因此来讲，假如说你把富士康这些工序搬到美国去，不是8块美金，可能要88块美金。

我们不能只是追随战略，NSF课题组高明在战略性的另辟蹊径：发展信息技术，美国人成功了。

这也验证了一个规律，唯有颠覆者而不是跟随者后来居上，现实的案例是革英特尔命的为什么是ARM而不是AMD，这正如人们所说的，这的确是一个创新的魔咒，唯有变革性的创新才是赢家。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是否已近尾声，制造业还有上升空间吗？

现在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大家都在研究，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什么状态，到现在为止，没有尾声。

中国的工业化处在什么阶段？有人说中期，有人说中后期，我曾经做过这个研究，按照国际上的工业化阶段划分的实验研究，根据三项指标，人均GDP，就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后工业化社会，即服务经济的到来，中国官员、学界和企业界似乎没有什么准备。制造业是人类登峰造极的工业化的核心，它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但是它又带来一个失衡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特别是今天，我国一次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居世界首位，且人均一次能源消耗及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时，这是非常快的。工程院有一个院长，他在说我们研究我们一次能源消耗，当时人均一个标准煤，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到这个水平，所以中国国家利益和世界责任间的冲突是一个长期的现实存在，找到一个平衡定是当前的正确选择。

中国制造业必须从产能规模扩张的发展思路中反思，中国的制造业的辉煌还能持续多久，下一步如何走？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将重新定义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融合是大势所趋。

中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长驱直入的全球市场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增长的动力在哪儿？

这是大家都普遍关心的问题。

最近习近平主席讲，中国正处于新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中国经济转型的交汇点上，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这里我引用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的话，在改革初期的时候，我们也很迷茫，我们就像曾经的走在我们先一步的东欧的国家去问路，我觉得布鲁斯，他说的这个话给我启示很大：“伟大的创新的根源从来不只是技术本身，而常在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它们需要更多的看待问题的新方法”。

我们中国的改革就取决于邓小平那几个新观点，新方法，新思维。在今天的条件下，我觉得我们需要新方法，新思维。新方法是什么？体制的包容性，教育的去行政化，创新的开放性。